1942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转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43年秋，参加“庚款兴学”留美考试。1944年春，“庚款兴学”留美考试放榜，成为全国物理专业惟一被录取的留美生。同年，获得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在等待出国护照、签证的一年中，在西南联合大学附中教授高中数学。

1945年8月，杨振宁与留美同学在昆明乘机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待到美国的海轮，两个月后，搭乘运输美国士兵回国的U.S.S.General Stewart海轮，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再越过大西洋，于1945年11月在纽约上岸。

达到美国后第三天，杨振宁赴哥伦比亚大学找恩利克·费米，但是费米正参加美国军方保密工程，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失望之余，杨振宁决定到普林斯顿大学找尤金·维格纳，但维格纳正准备他的年度休假。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遇到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张文裕，张文裕建议他去芝加哥大学等待恩利克·费米。

1946年1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正式注册，成为该校博士研究生。由于某些原因，杨振宁跟随费米做实验的计划失败，听从费米建议，爱德华·特勒接收杨振宁做他的研究生。在做特勒研究生期间，杨振宁经常参加费米专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和讨论班，领会了费米善于抓住物理现象本质的风格。同年秋，杨振宁想通过物理实验做博士论文，费米因此把他推荐给阿里森，杨振宁在阿里森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也发现了他的短板——动手能力、实验能力弱。1948年春，杨振宁听从爱德华·特勒建议，放弃实验物理转攻理论物理学，准备《论核反应和符合测量中的角分布》作为他的博士论文。6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

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杨振宁在密歇根大学度过了一个夏天，聆听朱利安·施温格（J.Schwinger）、弗里曼·戴森（FreemanJ.Dyson）讲授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问题。同年秋，回到芝加哥大学，获聘为物理系讲师，并继续做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研究。期间，与罗森·布鲁斯合作研究μ衰变及β捕获，并与李政道合作发表文章《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这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首次合作。

1949年春，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聆听罗伯特·奥本海默关于“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renormalization）问题”的学术演讲，并产生兴趣，遂请费米和特勒推荐给罗伯特·奥本海默，希望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同年秋，杨振宁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在普林斯顿工作期间，他没有像他设想的研究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的问题，而是选择重整化的算法。工作一年后，奥本海默很欣赏杨振宁，决定留下他。1950年春，奥本海默为杨振宁开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为期五年聘书，经过考量，杨振宁决定留下。一年后转为永久研究员，后升任教授，直至1966年，他在此度过17年学术黄金期。

1952年12月，杨振宁受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稳相加速器部主任柯林斯邀请，于1953年至1954年，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关于多重介子产生的实验。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此后，规范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成为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1961年，到斯坦福大学做学术访问，并对超导中的统计力学问题产生兴趣。

1957年10月，因“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研究以及由此导致有关基本粒子方面的许多发现”，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于1956年10月1日正式发表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到以这一理论成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历时13个月，创下诺贝尔奖颁奖史上获奖最快纪录，自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禁止所有获得博士学位以上的华裔返回中国，于是杨振宁回国问题一时无法实现，随着研究工作深入，逐渐适应美国生活，娶妻生子，有了把家安在美国的想法。1957年夏，杨振宁在日内瓦和父亲团聚，共同生活两个月。1960年春、1962年，两次在日内瓦和父母会面，父亲向杨振宁介绍了中国的新思想、建设等，希望他回国，中国需要科技人才，可杨振宁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现象，杨武之最终也没能说服他。1964年3月23日，杨振宁入籍美国，对于加入美国籍，其内心一直在斗争，不愿轻易做出决定。

1965年，杨振宁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纽约州要在纽约几所大学中设立五个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席位，名额由各大学竞争决定，讲座教授每年可以获得当时是全美国最高的10万美元资助，这一决议引起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约翰·托尔（JohnS.Toll）的关注，并与杨振宁取得联系，希望他来石溪分校任职。考虑之后，杨振宁于4月底作出决定，接受石溪分校职位，并于1966年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任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物理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来到石溪分校后，给理论物理研究所组建制定严格标准，请来李辉昭（Benjamin W. Lee）、杰拉德·布朗（Gerald E.Brown）等学者，把研究所作为物理系组成部分，让学生及物理系其他老师有接触交流的机会，与其他教师一起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注意与其他学科尤其是数学的联系。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7年11月，杨振宁在家中感到胸闷，检查结果是心脏大血管七处堵塞。17日，成功作了搭桥手术，三个月以后，重返工作岗位，虽然还想做许多事情，但岁月不饶人，于是决定退休。

1999年1月，杨振宁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正式退休。5月，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为杨振宁举办退休研讨会，许多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在研讨会上见了面，让杨振宁感动和兴奋，身患癌症的米尔斯也抱病来参加研讨会。研讨会最后，杨振宁引用朱自清改自李商隐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来做最后道别。

20世纪在60年代起，杨振宁多次在香港访问和讲学。由于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持续关注，校方希望与杨振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1986年，杨振宁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聘请，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此后，他每年都要在香港居住三个月左右，为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学术讲座。1993年至1998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2004年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退休以后，杨振宁落叶归根、回国定居的想法，无时无刻不在心中萦绕，实际上是自然，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可以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更好地尽自己一份力量。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体制、研究模式及其发展启发了清华大学，并设想建立清华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所，聘请杨振宁担任所长。1996年5—6月，清华大学正式定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1996年6月，杨振宁访问清华大学，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组建事宜进行讨论。1997年1月，第二次来清华大学探讨高等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1997年6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杨振宁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8月，出席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99年10月，参加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落成典，并出席高等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2年5月，清华大学在“胜因院”为杨振宁修建一栋两层楼别墅，取名“归根居”。2003年，杨振宁和夫人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

2004年11月，杨振宁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也是首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之一。2015年4月1日，放弃美国国籍。2017年2月，转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杨振宁长期从事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研究。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领域的发现是他研究工作的见证，提出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了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新方向。

统计力学是杨振宁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他在统计力学方面的研究是对扎根于物理现实的普遍模型的求解与分析，从而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精髓。1951年，完成关于2维Isimg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论文，得到了1/8临界指数。1952年，和李政道合作完成关于相变理论研究，通过解析延拓的方法研究巨配分函数的解析性质，发现它的根的分布决定了状态方程和相变性质，消除了人们对于同一相互作用下可存在不同热力学相的疑惑。其中单位圆定理指出吸引相互作用的格气模型的巨配分函数的零点位于某个复平面上的单位圆上。

1954年，杨-Mils规范场论（即非阿贝尔规范场论）发表，后来通过许多学者自发对称破缺观念，发展成标准模型，成为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的总成就。该论文从数学观点讲，是从描述电磁学的阿贝尔规范场论到非阿贝尔规范场论的推广。从物理观点上讲，是用此种推广发展出新的相互作用的基础规则。在主宰世界的4种基本相互作用中，弱电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都由杨-Mills理论描述。

源于对液氦超流的兴趣，杨振宁在1957年左右与合作者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稀薄玻色子多体系统的研究。和黄克孙、Luttinger合作将赝势法用到该领域。和李政道用双碰撞方法得到正确的基态能量修正，又和黄克孙、李政道用赝势法得到同样的结果，得到的能量修正中平方根修正项，此修正项随着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得到实验证实。

质疑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论文预印本引起Oehme于1956年8月致信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P）、电荷共轭（C）、时间反演（T）三个分立对称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后与李政道、Oehme发表论文57e，讨论P、CT各自不守恒之间的关系。

1957年10月，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弱衰变过程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指出真实世界与镜子里的影像左右不对称、不等同。由于左手在镜子里呈现为右手，所以左右对称问题，可以说成为真实世界（实物）与镜子里世界（镜像）是否可以区分的问题。从实物到镜像（再加上一个不影响物理定律的旋转），叫做宇称变换。所以左右（不）对称，又叫做宇称（不）守恒，这项发现对以后数十年间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20世纪60年代，寻找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模型的尝试将杨振宁引导到量子统计模型的严格解。1967年，发现1维8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矩阵方程，后被称为杨-Baxter方程（因为1972年Baxter在另一个问题中也发现这个方程），另探讨了此问题的S矩阵。他发明的嵌套Bethe假设方法被Lieb和伍法岳用来解出1维Hubbard模型。

1961年，通过和Fairbank实验组的交流，杨振宁和Byers从理论上解释了该实验组发现的超导体磁通量子化，证明了电子配对即可导致观测到的现象，澄清了不需要引入新的关于电磁场的基本原理，并纠正了London推理的错误。

1962年，杨振宁提出“非对角长程序（of-di-agonal long-range order）”概念，从而统一刻画超流和超导的本质，探讨了磁通量子化的根源。1989到1990年，在与高温超导密切相关的Hubbard模型里找到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本征态，并和张首晟发现了它的SO（4）对称性。

1964年，实验上发现CP不守恒后，引发众多乱猜其根源的文章。杨振宁和吴大峻作了CP不守恒的唯象分析，建立了后来分析此类现象的唯象框架。

1969年，杨振宁和杨振平将1维8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问题推进到有限温度。这是历史上首次得到的有相互作用的量子统计模型在有限温度（T>0）的严格解。

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致力于研究规范场论的积分形式，发现了不可积相位因子的重要性，从而意识到规范场的几何意义。

1975年，杨振宁和吴大峻用不可积相位因子的概念给出了电磁学以及杨一Mills场论的整体描述，讨论了Aharonov-Bohm效应和磁单极问题，揭示了规范场在几何上对应于纤维从上的联络。把物理学中规范场论的基本概念准确“翻译”成数学中纤维丛理论的基本概念，促进了数学与物理学成功合作。

1966年, 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1986年，与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1994年，与丘成桐在香港中文大学创立数学科学研究所。1996年6月，与王大中、梁尤能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从1980年起，在杨振宁直接发起和倡导下，先后设立了“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北美清华教育基金会”，以及帮助和促进“邵逸夫奖”“何梁何利基金”“求是科技基金会”等的建立。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组织“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 Exchange with China，CEEC）”，目的是资助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到石溪分校研究、讲演。资金由杨振宁在香港、美国等地募捐筹集而来，其中包括利氏奖金、应行久夫人奖金、葛任门奖金、方树泉奖金、杨志云奖金、冯景禧奖金、何善衡奖金、吕宁荣奖金、梁琚奖金、查济民奖金、刘永龄奖金、旭日集团奖金等12个奖金，每个奖金每年为访问学者提供12000美元。

从1981年至1992年，12个奖金为80余位学者提供了访问学者的资助，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等不同高校，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西藏博物馆、中国电影家协会等研究机构学者，先后在石溪分校访问约10个月时间里，自由地从事研究，包括人类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自然科学等。这些学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此后做出了出色工作，如谷超豪、杨福家、陈佳洱、葛墨林、王元、孙昌璞等，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4年，杨振宁成功考取“庚款兴学”留美生，在等待出国的一年中，在西南联合大学附中教授“高中数学”“范式大代数”。

2004年，82岁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亲自开设大一物理课程，整整一个学期，给清华物理系和数学系200名本科生讲课，每次课讲两个45分钟，每周两次课程。他编写教案，每堂课前用两个小时备课。

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教期间，讲授“理论物理问题选”“广义相对论”等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为研究生讲授“理论物理主旋律”课程。

杨振宁认为，科研的选题要把握住两点：首先就是要新，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要做自己所做的东西。其次，难度选择也要适度。如果一个课题很新颖，但难度太大，研究者无法攻克，那也毫无意义。针对初做研究工作的人掌握选题本领，杨振宁提出一些方法：一是做学习中的有心人，学习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培养、锻炼自己的科学品质，随时发现问题，寻求有发展前途的科研项目和方向。二是博览群书，要掌握研究方向，了解学科进展，浅尝辄止的浏览是必要的。三是注意捕捉新发展，在科技发展中，一个新的方向，或是理论新，或是实验新，都应引起注意，这是一种良好的科学素质，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1、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兴趣。2、基础要扎实。3、选择正确方向。4、形成研究风格。5、重视渗透性学习。6、要有独创性。7、注重归纳法。8、贵在坚持，但不要钻牛角尖。

杨振宁对物理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做出研究，他把物理学之美理解为三种美：现象之美、理论描述之美、理论结构之美。现象之美是组成科学主题的那些实体所呈现出的美丽现象，这种从实体中获得的美感，只需要观察就够了，人人都可以欣赏，一般不需要特定的理论知识就可以感受到。理论描述之美是客体自然规律中反映出来的一种让人愉悦的美，它们给人们一种意料不到的、震撼性的美的感受，这些需要定理或者定律，它们在自然现象中不能直接见到。理论结构之美是指理论有一个漂亮的结构，在20世纪以后通常指理论本身的数学结构，自然界为它的物理定律选择的数学结构及思想的美是另一种美，这就需要更多的知识背景、数学知识，尤其是群论方面的知识才能够理解。

杨振宁先后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教育，既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也洞察到美国教育的精华，其比较中国、美国教育差异的思想如下：中国学生成才取向是读书型，美国学生成才取向是创造型；中国教育强调学生按部就班，美国教育鼓励学生跳跃式发展；中国教育强调服从约束，美国教育突出自由发展；中国教育重视灌输式,美国教育重视启发式；中国教育成就在普及教育，美国教育成就在英才教育。针对中国、美国教育差异，杨振宁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没有完全改变的必要，对于体制存在的缺点要有修正的方法，要重视中国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通过使用教学民主、注重启发教学和鼓励学生探究等措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发展。推进教学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在内容、方法、评价等环节上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

1、主张通才教育。杨振宁不赞成中国大学里实行专业教育，一个规定多、严格的专业教育，不能够发挥一个青年学者的喜好和能力，把学生们都限制到很窄的专业中去是很不好的办法。通才教育是向新领域进军的需要，在向新知识领域进展的步骤中，一个现象就是把不同领域里面的知识结合在一起，需要年轻人在多个学科同时掌握住问题、精神。通才教育并非完全取消专业限制，是对打破彼割裂开来的专业壁垒的一种召唤。

2、培养善于动手的人才。杨振宁多次谈到要增加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需要很多会动手的人，一个人会动手，也是宝贵的长处，经过学习，加上一定的机遇，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最需要的搞实验的人才。

3、鼓励出国留学。杨振宁重视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理由如下：通过留学生对国外的了解及信件的往来或访问，带来一些新的观念和看法。留学政策不仅会带来期望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了解西方科技动态，进而推动本国前沿研究。

20世纪60年代，寻找具有非对角长程序的模型的尝试将杨振宁引导到量子统计模型的严格解。1967年，杨振宁发现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费米子量子多体问题可以转化为一个矩阵方程，后被称为杨—Baxter方程（因为1972年Baxter在另一个问题中也发现这个方程）。

1954年10月，杨振宁和米尔斯（Robert Mills）联合在《物理评论》发表论文，构建了“杨振宁-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但当时不被承认是物理，一个可能对物理有用的数学结构。1972年，“杨振宁-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被正式承认是物理的一个基本结构，并最后奠定了弱相互作用的基础。

1997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提名申报，已将该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国际编号为3421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杨振宁星”。该星沿椭圆轨道绕日运行，到太阳的平均距离为3.35亿公里，公转一周需3.34年。

1989年底，中山大学建成名为“冼为坚堂”的研究中心大楼，同时在大楼里竖立杨振宁半身铜像，铜像由雕塑家潘鹤塑造，这是全国，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座杨振宁雕像。2002年，清华大学为杨振宁竖立塑像。2004年10月，南京大学竖立杨振宁塑像，塑像为半身像，材质为汉白玉。2007年9月，杨振宁85岁华诞，香港中文大学特竖立杨振宁铜像。2012年4月，杨振宁在东莞理工学院学术会议中心出席“陈省身、杨振宁铜像”揭幕仪式。

1999年5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为杨振宁举行退休仪式，校长肯妮在仪式上宣布，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自此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

2020年11月，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教研楼正式启用，该建筑是中国第一座以杨振宁命名的教研楼。杨振宁教研楼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领衔指导设计，用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共2层。

杨振宁旧居位于安徽合肥三河古镇南街，前身是三河孙大生老字号药铺，始建于明清时期，是一座典型砖木结构、明清风格宅院。抗日战争爆发，为躲避战乱，少年杨振宁随母亲来到肥西三河，客居求学。杨振宁旧居共有五进房屋，前两进房子是展览厅，展示关于杨振宁的图片和文学资料。第三进房是他以前居住的地方，第四、五进则以声、光、电形式，展示杨振宁的科学成就。

截至2020年12月，杨振宁已在《物理评论》《物理评论通讯》等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1971年夏，杨振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阔别故土26年之后回到祖国，探望父亲杨武之，见到岳父杜聿明、岳母曹秀清，访问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见到老师吴有训、周培源、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见到同窗邓稼先、黄昆。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接见并宴请，并就美国社会情况、政治、经济、学生运动、大学政策、黑人运动、失业问题、选举问题、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问题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请他就中国的教育、科研提出意见和建议。杨振宁直言：中国在教学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落后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1977年2月27日，在美国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身份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以8000美元在《纽约时报》刊登全页广告启事“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978年3月，与李政道、丁肇中等倡导，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并于1983年12月向邓小平提出建议成立计算机软件专业。

1979年1月30日，在华盛顿全美华人协会等组织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宴会上，致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欢迎词。1980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来学校进修。1982年，致信中国有关部门领导，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再次提出建议。1985年，倡议香港亿利达集团出资创立四省二市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以鼓励青少年创造性思维和培养动手能力，推动中小学课外科技活动及创造、发明活动开展。

2004年7月，杨振宁在北京大学为参加“全国台联2004年台胞青年夏令营”的台湾学子作报告，在讲到“七七事变”后自己被迫跟随全家离开北京的经历时，他对台下台湾学子说：“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1896年4月14日—1973年5月12日）是一名数学家、教育家，是中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曾考取安徽省公费留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1896年—1987年）与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受到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并有坚定的信念，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丈夫、孩子出发的。杨振宁兄弟姐妹共5人，他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杨振平，三弟杨振汉，妹妹杨振玉，五弟杨振复（1937年—1985年）。

杨振宁第一任妻子杜致礼（1927年12月29日—2003年10月）是他在昆明教书时的学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千金。1949年，两人在美国普林斯顿一个中国餐馆偶遇，而后开始交往，并于1950年8月在普林斯顿结婚，婚后两人育有3个子女，长子杨光诺出生于1951年，从事计算机行业，是一名量子计算机专家。次子杨光宇，先是从事化学行业，后来从事天文学研究。女儿杨又礼是一名医生。

1995年，杨振宁在汕头大学参加某个国际物理学家大会，由大一学生翁帆负责杨振宁夫妇的接待工作，两人就此相识，并一直保持联系。杨振宁第一任夫人病逝后，他们的交往多了起来，并产生感情，于2004年12月24日步入婚姻殿堂。

“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必须抓住这种机会。”

“注重新现象, 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

“没有准备就没有后来的突破。”

“有好想法，不轻易放弃。”

“能在一个领域开始时进入此领域是最幸运的。”

“每个人兴趣与能力不同，而兴趣与能力都须要培养。”

“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兴趣。”

“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21世纪后半叶，中国会变成世界上一大强国。这种乐观态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100年自力更生的惊人成就，这些成就背后有本质的、文化传统中的长远的道理：韧性。”

“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20世纪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

“100年以后，假如要讨论20世纪里最重要、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苏联的大革命与解体，而是，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加了生产力；二，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在清华园的8年里，杨振宁迎来了二弟振平、三弟振汉、小妹振玉。作为家里的长子，杨振宁要帮助妈妈带弟弟妹妹，为鼓励弟妹多念书，杨振宁订了个规则，一天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城里看一次电影。他还爱给弟妹讲故事，晚上睡觉前，杨振宁总会把自己看过的如《爱丽丝梦游奇境》《金银岛》《三剑客》之类的故事讲给弟弟妹妹听。

在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宁是一个以读书“较真”出名的人，在他读研究生时，很喜欢与同舍的凌宁、金启华、顾震潮以及偶尔来住的黄昆和张守廉纵论天下，更喜欢与黄昆“顶牛”。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他与黄昆等从白天讨论到晚上，躺下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出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等资料来继续辩论。

杨振宁还是一个唱歌唱出了名的人，他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还是在家里做功课，总爱大声地唱中文歌、英语歌。在他喜爱的歌中，有一首是父亲教他唱的《中国男儿》，尽管唱得不怎么好，但仍喜欢唱，是一个在西南联合大学唱出了点“名气”的学生。一次，杨振宁的朋友问一名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那位同学想了想，答道：“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就是唱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经历过一场短暂初恋，当初有4位女生与杨振宁一起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其中，19岁的浙江嵊县人张景昭，在物理系读了一段时间后转到算学系去了。转系后的张景昭，经常到任算学系主任的杨武之家来求教。随着交往增多，不仅杨振宁的父母很喜欢她，杨振宁也喜欢上了聪颖用功，漂亮又活泼的张景昭。为了能与她见面，杨振宁打听好她上课的地方，请假到她的教室旁徘徊，以便她出来时借故讲上几句话。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17岁的杨振宁意识到，再这样整天情绪不定，就无法念书了。他便克制自己，尽量不去见张景昭，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尽量把关系变得平淡。

在北京崇德中学时，杨振宁读高一，邓稼先比他低两班，读初二，在这里两人相似，并成为彼此最熟悉的几个朋友之一。“七七”事变后，两人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做过一段时间同学，后来又先后在美国留学，在美国时邓稼先曾得到杨振宁资助。1971年，杨振宁首次访问中国，在所要访问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就是邓稼先，几十年阔别后，老友重逢，他们相对倾谈。杨振宁说在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后，他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两人分别时，杨振宁忍不住问邓稼先：“中国造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一个明知“不当问”而忍不住，一个是深知此问并非一般好奇心，乃是一名华夏子孙的叩问，一个高端华人科学家的关切所系。邓稼先说他的印象中没有，不过这个组织很大，他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他需要了解清楚再回复杨振宁，邓稼先郑重对待，就此事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就在杨振宁中国访问之行结束，将要飞回巴黎时，他接到了邓稼先回信：中国的原子弹除了最早有苏联的少数帮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信给了杨振宁精神上很大的激动，他忍不住泪流满面，感动之中，包含了老友与祖国对他的坦诚与信任，令他满载而归。阔别多年后，老友还是老友，祖国已经振兴。第一次归国，使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敞开心扉，进入了最深层的交流。他们的默契，铸成后半生情谊的相互支持。在邓稼先离世前几天，杨振宁带着花束去探望他，邓稼先嘱咐妻子将家中一块古砚送给杨振宁，说：“他对我的帮助和情谊太大了。”

1973年7月, 杨振宁第四次来华访问，向接待人员提出了一个请求——拜会毛泽东主席。7月17日，在周恩来和周培源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杨振宁。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从哲学到物理学，到怎么样做研究，都是他们谈论话题。会面时间到了，大家都站起来，毛泽东却对杨振宁说，你拉我一把，杨振宁忙上前搀他起来。最后和杨振宁握手告别，说：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没能做到这一点。杨振宁感动地说，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开玩笑地说：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2010年9月30日，广州亚组委正式对外公布由徐荣凯、捞仔创作的《重逢》为第16届广州亚运会会歌，其中，英文歌词由杨振宁、翁帆译写，之前就找过专业人士译英文，但比较后，还是杨振宁、翁帆译写的英文《重逢》歌词更传神。亚组委正式确定，英文《重逢》的歌词采用杨振宁、翁帆所译写。

1970年至1972年，针对美国、日本将钓鱼岛列岛擅自划入美国“归还冲绳”范围，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在北美等地发动大规模抗议游行等群众运动。1970年，日本要求美国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冲绳的范围，日本海上保安艇在钓鱼岛海域驱赶台湾渔船。同年10月台湾大学硕士生王晓波发表《保卫钓鱼台》一文，北美各地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等组织，在美国各地举行抗议游行。1971年4月10日，约2500名华人华侨代表在华盛顿集会，抗议美国政府偏袒日本，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何柄棣等都参与了这场“保钓运动”，杨振宁认为，美国的立场明显偏袒日本，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无可辩驳。

1949年秋，杨振宁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并邀请李政道加入一起作研究。1951年9月，李政道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两人的合作真正开始，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纠纷发生了，原因是两人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希望他排在前面，李政道勉强同意。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回来，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他们决定终止合作，之后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任助理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致使两人的距离拉开。一件偶然事件，又使二人恢复合作。1953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合作发表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李政道对论文出发点是否正确持怀疑态度，并把看法告诉了杨振宁。经过讨论，两人统一意见，共同署名发表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之后，他们重拾合作并获得成果。1956年，两人共同发表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并于1957年联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11月，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诺贝尔颁奖前准备发言稿和讲演稿，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媒体报道中，两人名字的次序与获奖论文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颁奖前，杨振宁提出改变授奖和晚宴顺序，李政道大为惊讶，但最终勉强同意。不久后的一篇文章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伯恩斯坦所写《宇称问题侧记》，记述两人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两人又因署名先后顺序问题发生争执，最终闹翻并分手。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主张重视基础科学，创立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国留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反对建高能加速器。两人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关于两人的关系，杨振宁曾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进入21世纪以来，已入暮年的两位昔日伙伴仍为此事不时闹出风波，这一幕，无疑是崇尚“和为贵”的中国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2004年3月，杨振宁在深圳出席某植树仪式时，点名批评李柱铭，指出其到美国参议院“作证”的行为既不应该也不明智，杨振宁说，香港是中国一部分，这是既定事实。

2014年1月，杨振宁发表公开声明澄清，就日前网络上流传的题为《杨振宁：佛教与科学是彻底相容的》的文章并非他本人所作。文章不仅用杨振宁“自述”口吻开场，层层论述了佛教的科学性等内容，并且配发了杨振宁在公开场合演讲的图片。

2004年9月，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作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观点的提出也引发了争论。杨振宁继续强调，推演法在中国没有得到传承、发展是中国文化的致命伤，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医药沿用的阴阳、表里等是《易经》的思想，但不是近代科学的方法，中国科学发展必须摆脱《易经》的思维方式，否则将继续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 评）

“杨振宁是一位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大先生’，他热心延揽领军人才，积极培养青年学生，推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促进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评）

“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物理学家、195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 评）

“杨振宁对宇称守恒律的透彻研究，以及‘Yang－Mills规范场论’和‘Yang－Baxter方程式’的提出都开启了物理和数学的历史新页，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巨。”（台湾大学 评）

“杨振宁不仅在科学领域不断突破，做出不朽的贡献，他的人格魅力、家国情怀也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学术成就、精神和风范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华学子。”（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 评）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贡献。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他为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海归70年70人”颁奖辞）

“杨先生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也是中西融会的世界，他将中国文化的根和西方科学的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他带动世界了解中国，更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顾秉林 评）

“杨振宁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渌 评）

“站在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上，惊才绝艳。你贡献给世界的，如此深奥，懂的人不多。你奉献给祖国的，如此纯真，我们都明白。曾经，你站在世界的前排，现在，你与国家一起向未来。”（“感动中国”颁奖辞）

“杨振宁对于中国最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帮助国人改变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观念，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而且一直理性务实地参与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及至今日，他还在用他近一个世纪的经验与阅历，指引着中国科学界的未来。于我而言，杨振宁亦师、亦友、亦同道。作为老师，他过去十几年一直对我悉心帮助，他的学术成就、家国情怀、科研品味，特别是对科学极致之美的追求，无一不是我仰望的榜样；作为朋友，他对我许以信任和友谊，对我直抒己见，这份信任和友谊是永存我心底的一股暖流；作为同道，他对西湖大学特别地关心、关注和支持，为学校建言献策，凝聚各方力量。”（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 评）

“杨振宁名震环宇、誉满士林，在科研上成就非凡，他为学处世的精神更成为世人的楷模。他一生对学问孜孜不倦，在科研路上奋勇向前、无畏无惧，勇于挑战旧有槪念，突破僵框，开创崭新理论，并致力糅合中西文化来推动学术界蓬勃发展，对知识传递无私奉献，是学术界的典范。”（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段崇智 评）

“杨振宁具有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大先生、真正的大师。他在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取得了峙立如嵩、博观如海的学术成就，书写了功在世界、心怀家国的隽永篇章。”（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评）

“我们崇敬杨先生，是因为他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世界科学领域享有崇高的荣誉；是因为先生怀有深深的爱国情怀，虽身居海外多年，但始终心系祖国；是因为先生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因为先生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延揽了大批人才。”（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 评）

“杨振宁始终心系祖国物理学发展，积极组织和推动中国物理学会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他不仅取得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卓越学术成就，而且以知识分子担当传承了父辈的‘有生应感国恩宏’，对中国物理学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张杰 评）